汉朝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国家疆域与管理方式,在政府组织上和先秦时代的分封制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别。

1 汉代的政府结构

控制的区域扩大了,这意味着实现贵族民主的难度大了很多。由此产生了所谓皇室,也即国家的代表,是以昭显国家的象征。实际上负责组织政府的则是丞相(或宰相),宰相名义上是皇帝的副手,但却拥有其他指数十三曹的负责关系,十三曹涵盖了国家金融,物资,兵役,司法,刑事等诸多业务。

皇帝代表国家的象征,然而宰相则代表着实际控制国家基层能力的贵族阶级,所有的官员都出自贵族家庭或者贵族势力。所以可见汉代一些强势的君主,如武帝刘彻,宣帝刘询等,其实是在侵占原本贵族们控制的势力范围。

中央政府的三公中,还包括了主管军事指挥的太尉,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设有一位御史中丞,负责皇帝的事物,而他本人则向宰相负责,由此完成了宰相对皇帝私事的管理。

九卿的设计源于封建时代的领主家臣体系: 主管祭祀教育的太常,主管皇宫守卫和郎官的光禄卿,主管国家武装的太仆(太仆和太尉的区别大约是国防部长和总司令的差别),廷尉主管司法,鸿胪则主管外交,大司农管国家经济,少府则管理皇家经济。 封建时代的家臣也在化家为国的背景下,演变成了主管国家事务的政府领袖。

汉代地方设置了一百多个郡,郡的最高长官叫太守,在行政等级上比三公低,但是和九卿是平级,每个郡下普遍设有十多个县。这样的两级设定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民国时期都还留存有政令不下县的传统。这样的地方政府设置极大的保留了小贵族的实际利益,同时也打压了大贵族的生存空间,使得很难像分封制时代,大贵族可以调动小半个国家的实力。

除了对贵族的影响之外,没有大的地方政府对于刚刚新生的汉代中央政权也是有好处的,中央政权在这时不需要设置大量的军队来保障中央的权威和领导。这一现象在东汉末年被打破,具体产生的后果大家也都清楚。

每个郡每年要按时向中央缴纳统计表册,包括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等,具体是在秋收之后的九十月间。中央向下派遣的官员叫做刺史,刺史行政等级很低,中央一共划分了十三个调查区,一个区不超过九个郡。

在实际的操作上,武帝临终前把朝政托付给了霍光,让他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辅政,这就让原本的三公制度被打破了。到了光武帝的时候,由于对三公制度不满,光武帝将权力收回,三公制度彻底被架空。

而刺史制度也在发生改变,作为一个低官阶却有着直通皇帝的特殊职位,刺史的政治地位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到了汉末时期,州刺史几乎已经是州这一个层级的最高官员了。

说道州这个行政等级,一开始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汉末的时候,为了镇压黄巾军,一郡的太守很难组织足够的力量对抗,因此刘焉提议,将部分州刺史提升为州牧,赋予其民政和军事权力,这样强枝弱干的行为也令中央政府彻底成为了傀儡政府。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分封制的时代也有体现了,由于周天子的直属领土太小,因此诸侯们根本不管周天子的发号施令。

这种错误后面的朝代还会继续犯,比如南北朝各种更替,唐代的藩镇,明代的关宁铁骑,清代的联省自治,民国的全部时间(真不是黑民国,本来光头就一名义上的政府领袖,在北伐胜利建立政府的时候,实际控制的省份连五个都没有)。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他们不会以联邦的状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呢?

我个人认为,一方面是大一统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是政治背景的不稳定,最后一方面,是我国地缘上分布的极大不平均,在人口、耕地、战马这些战略资源方面,我国的地缘分布是明显的存在中心的,如果你是某一个地区的政治领袖,如三国时期的孙权,面对着北方比你人口多好几倍,地盘比你多好几倍的曹操,是很难达成这种联邦或者邦联的政治模式的。反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大国要么是在中原地区,要么是在边疆开疆扩土,整体实力比较均衡,可能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政治模式的时代了。

2 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的选官制度,最初是太学制,即招收学子,录入进来成为太学生,太学生混的好的成为皇帝的侍卫,混的差的成为吏。

但是要知道,能进入太学的学生,本来就是贵族阶级的特权,皇帝的侍卫也是这样,因此政府在行使人事权的时候,所选择都是贵族子弟。

除了太学制之外,剩下的补充就是 举孝廉 了,就是让地方政府把优秀的人才推选到中央来,然后由政府提出几个问题,向人才们请教,这叫做策问,人才们的回答则叫做对策。起初举孝廉是不定期的,但是汉武帝的时候讲这一事件加入了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中,之后才成为了一个定期的选官制度。

举孝廉成为定期制度之后,对原本的武家子弟冲击很大,因为武家贵族们,一年也就进个几十个年轻人成为郎官,但举孝廉是全国性的,一年就要选二百多个。所以年轻贵族充当皇帝侍卫的这一制度基本也就废了,贵族们也开始让子弟以举孝廉的方式进入中央。毕竟地方政府是控制在他们手里的。

由此,汉代的选官制度基本建立,即 进入太学,外派地方为吏,有了成绩之后被地方长官推举,进入中央入仕的完整结构。这样的政府,已经脱离了封建时代家臣的性质,也不是汉初军人政府的状态,也不是由少数大贵族操控的政府,而是正式进入了士人政府的新状态。

如上面所说,太学制和举孝廉很快就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毕竟读书在汉代还是一项贵族运动,真正的普及要到宋代的印刷科技突飞猛进的时候了(瞎扯一句,宋代那时候做印刷最厉害是福建人,他们印刷的百家经典特别便宜,但是印刷质量也特别差,但是有这个背景在,福建的士人比例一下子多了很多)。等到了东汉的时候,文人们在出仕之前都要有个相当长的养望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长达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作秀装 x,然后互相吹捧,还要拒绝好几次官员的推荐,才好顺利的出仕,所以三国时期最初文人谋事的范都是这样的,等到了曹魏政权平定了北方,那时士人们就都是投怀送抱的作态了。

3 汉代的土地制度和财政

汉代的土地税收是三十税一,也就是3.33%的所得税率,在文帝时期,为了休养生息,从汉初的战乱环境里走出来,甚至有十一年的免税期,这是空前绝后的,哪怕是李自成政府入京之后也没有这么干过。

不过好在汉初的国家状态还算稳定,没有大的战争,皇帝也没有骄奢淫逸的花费,即便是免除了十一年的土地税,在盐税和商税上也能收支平衡。

在汉代,正式废除了井田制之后,土地兼并就成了所有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每一次天灾人祸,都会有一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变成佃户,但地方的地主又不可能完全缴纳土地税,所以国家就会平白少掉不少税收。好在汉初的时候,土地开发状态还不高,通过不停的开垦和扩张,使得土地兼并问题不那么严重。

然而后期,几项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被能量很大的地主贵族们所抵制并未有效的推广,到了王莽时期甚至要搞土地国有化,这位想当然的穿越者当然是失败了。此后各个朝代都未能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在人口恢复之后,少府控制的盐铁等税收开始急速上涨,此时如果还把这部分税收作为皇家收入,会大大减少政府的收入。从武帝开始,就将盐铁等从皇家收入拿出来,进入政府收入,同时进行了国家专营。

这里有两个用意,一是极大地增加了政府收入,二是通过国家专营,提升了民营过程中损失的税收效率。毕竟作为一个早期的中央政府,税收能力是极低的。武帝通过此举,为扩军计划搞到了足够的经费,一举打垮了北方的匈奴人,拿到了河套地区,并有机会沟通整个西域,这扩张了长安作为首都的战略纵深,也获取到了一块客观的牧马区域。

总之国家专营的制度是保留下来了,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会有特色专营,比如盐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国家专营的,在北宋,连酿酒用的酒曲都是专营的。这有了那么一点点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子。

4 汉代的兵役和奴隶

汉代的兵役制度是从二十三岁开始,全民都有服役的义务。为什么是从二十三开始,因为二十岁成年开始独立耕种,等到二十三的时候就能积累一整年的口粮,同时古代的土壤肥力很差,需要定期的休耕,休耕制度也差不多就是三年一次。

汉代兵役包括中央守卫,边境卫戍,和地方普通兵役三种,其中以第二种最为严苛,需要百姓自行负担粮食,行进很远到边境服役,因此老百姓们大多以交钱的形式承担边境卫戍的兵役,实际上的边境卫戍还是以当地百姓为主。

除了兵役之外还有力役,要求百姓们出门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当然是不给钱的。力役和人口税加在一起让很多底层百姓破了产,他们只能卖身为奴成为了其他地主贵族的奴隶。在地主的庇护下,虽然丧失了作为自由民的一些权力,但是至少不会因为交不起税成为罪犯,因此汉代的投身为奴是一种风气。

这种奴隶制与战国时代的俘虏奴隶有很大的区别,奴隶主基本不需要考虑奴隶的反抗,因此双方的关系会融洽一些。在西方,奴隶制一直是建立在战争俘虏的基础上,这些俘虏一般都不是本族的,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时代,黑奴还一直存在。

等到了后来商业经济发达的朝代,如北宋,这种制度就正式的演化为了雇佣制,奴隶制就正式的告别了中国的政治环境,直到某少数民族领着包衣奴才们打进山海关之后,奴隶制才又死灰复燃了几百年。

汉代兵役的最大问题是,中央常备军力太少,南军加北军一共才七万人。相比楚汉争霸和三国时期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战役,这点兵力实在是不够数。

因此在对抗北方民族的侵犯和国内动乱的时候,一般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征兵的过程,所以汉代的军事动员是极为低效的。以武帝为例,在远征大漠的时候,配给在霍去病手下的羽林卫实际上是才征召不久的 恶少年(大约就是那种刺头吧……)。在平黄巾的时候更是如此,南北军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反倒是各地的太守们带来的马仔各种出风头,比如孙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