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唐中间,包括了三国,东西晋南北朝,以及隋朝。实际上,真正政府的变革发生在隋文帝时期。

一、唐代政府组织

隋文帝第一次定下了三省六部的制度。三省是 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分别负责政令起草,政令复核,政令执行三项职能。而六部则是在尚书门下建立了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分管 人事、民政财务,祭祀教育外交、军事、刑事、工程制造。

这相比于汉代的九卿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首先,将三国时期被枭雄们夺走的相权(即政府管理职权)重新设立回来,将皇家和政府重新有了明确的区分;其次,将相权从一个人身上分散到了三个部门中,其中内史(到唐代改名叫中书省)和门下省负责政府政策的制定,这两个部门的领导就是隋唐时期实际意义上的宰相。而六部的设立就是真的把部门的权限清晰的分开,而不是挂在不同的九卿处(比如之前提到,掌管武备的官员叫做太仆,掌管军队的官员叫太尉,这都是很模糊的设置)。

三省的官名都来自于内廷,原本是皇帝身边的官员,尚书是秘书,中书则是掌管文件的官员,门下侍中则是侍奉皇帝的职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完成了大统一,隋朝的经济和人口都开始恢复上来,依靠皇帝本身来行使行政就显得极为低效了。

三省之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做中书令,副长官叫中书侍郎,下设中书舍人,可以比拟现在的中央秘书处的位置,中书舍人多取一些年轻有才的官员,也是一种官员储备,在草拟政令的时候,中书内部就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选择“贤均从众”,意思就是,有贤人的意见就听贤人的,如果双方都有贤人的意见,就比人多的,可以看做是一种“加权民主”吧; 门下省的长官叫做门下侍中,副长官叫做门下侍郎,下面设有给(ji)事中和左散骑常侍,当门下省接到中书省拟好的政令之后,就会进行复核,如果有反驳意见,则会予以封驳。 考虑到政令的数量之多,因此在制定政令的时候一般都是由中书和门下一起办公,办公的地点就叫做政事堂(这个名字沿用了唐宋两代,非常神奇),因此一般认为能在政事堂办公的才叫做真宰相(一般是指两省的长官和副官),而其他的部门如尚书仆射如果得到兼衔如“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机务”也算是真宰相了,当然也有一些低级官员得到这类参政头衔的; 尚书省的长官叫尚书令,但是由于唐太宗当过此官,所以后来基本不设,而以尚书左仆射(ye)和尚书右仆射代之,两官没有参政之权,只有行政之权,直接管理六部。

说了这么多,那么皇帝负责干什么呢?实际上皇帝只负责在中书省草拟的敕令(当然敕令本身就是皇帝的旨意)上盖个戳,表示同意后,然后门下复核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成为一道合法政令。但是这个制度仍然保留有一些弹性,如果皇帝真的愿意厚着脸皮或者足够强势,仍然可以不经过中书门下仍然发布政令。比如特别喜欢造字改名的武则天(她把中书门下改成凤阁鸾台了……)就经常会搞一些没有审核的诏敕出来,这一点就被她的反对者当做罪名之一而攻击。

这样的两级复核制度为政策制定上提供了一定的容错机会,这对于皇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提供了第一个群体执政的体制基础。政事堂中,少则两人,多则十几人,开会时有一个轮值主席称为执笔(大约就是现在的书记了),最终讨论的结果由执笔进行汇总。

尚书省则是政府组织中最大的机构,办公厅称之为都堂,上三部吏户礼在左,下三部兵刑工在右,左右仆射分领之(有点类似于国务院副总理)。六部早晨都在都堂办公,下午则各归本部。有关于六部的组织方式,人事安排,职务分配在《唐六典》中都有了明确的记载,这部巨典自开元十年(722年)中书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开始,历经张说、萧嵩、张九龄,于李林甫知院事任内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方正式编纂完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行政会典,同时也记载了唐初到开元年间所有的行政诏令。

有这么一部圭玉在前,也难怪这样的制度会一直沿用下去了。

之前讲过,汉代的地方政府只有郡县两级,一郡的长官和九卿就是一个官阶了。由于官阶较少,升转灵活,大部分地方官员只要作为很快就能升迁。而在唐代,县被分为上中下三级,州也分为上中下三级,这么一来,设立的县的数量和州的数量就明显的增加了。官员一多,就意味着升迁的难度增加,因此不少的官员便不再谋求升迁,而是开始追求直接经济利益等。—-这是钱穆先生的观点。

我的看法是,地方政府的编组和军事单位的编组是类似的,如果一个组织缺乏有效的管理者,那么编组起来肯定是大编制的(比如一团九营的李云龙独立团),而人事充沛之后,势必会进入小编制的状态。唐代也是如此,县级单位只增加了200多个,但州的数量足足增加了两倍有余,唐代的选官制度能不能提供足够素质的官员来充实这个结构,值得怀疑(有效的科举始于武后时期,而很快的在安史之乱后崩坏掉了)。既然官员不达标,采取这样的编组,导致地方行政效率的下降似乎也不足为奇。

写汉代的时候,我写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刺史这种监察官常驻地方变成实际意义上的州长官(高于郡太守),到了唐代之后,州一级的长官就直接叫刺史了,而监察制度由三省六部之外的御史台来完成,分为对中央的分察和对地方的分巡。

唐初的时候,御史台最早只有4人的编制,后来扩展到10人,这对于全国一千七百五十三个县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太宗时期选定了包括李靖在内的官员,作为“诸道黜陟大使”分巡全国(有点类似中央巡视组),后来武后时期将御史台扩展到60人,可是人还是不够,等到中宗时期,就正式常设了地方监察官员,即巡查使,后称观察使。观察室常驻地方之后潜移默化的就夺走了地方官员的实际权力,是不是有点东汉末州刺史的感觉?

很快,玄宗就遇到了和汉末同样的问题,对于安西都护府,渤海这种边疆怎么进行控制?答案是授节,将地方事务临时授予观察使们,这样的观察使就叫做节度使。

这种做法就导致了安禄山的做大,在失去了李林甫这样强有力的宰相之后,老迈的李隆基再也控制不住政府了,而安禄山就很快在他脸上扇了一掌,作为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控制了几乎整个华北地区,后面的事情大家也大约都知道了。整个中原被打烂,最后被另一个节度使郭子仪击败,留下的残部被册封为四个节度使。

这种同时控制地方财政民事军事的行为其实就是军阀行为,对于孱弱的唐中期中央政府来说,是打击性的。藩镇问题一直到唐末都没有解决,直到宋初才算是又完成了一次大一统。

二、唐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已经形成了科举制度的一点雏形,即选官制度中会包括对策的部分。然而到了三国时期,在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割据局面之后,世家(就是有传承的地主们)势力变强,在他们的影响下,陈群创设了九品中正制,中正是指地方上的德名俱高者,分为大中正和小中正两级,由这些中正来为人才打分,分为上上至下下一共九品。根据这些评分,吏部就对这些人进行对应的黜陟。

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当然是可以重新登记一些因为战乱流亡的人才,毕竟在九品中正制之前,主要的官员选定主要靠援用私人;但是坏处嘛,用大腿都能知道,地方上所推举出来的中正绝大部分都被世家们把握在手里,所推举的人不是世家子弟便是附庸。以往举孝贤的时候只是作为地方报名的形式,最终还有一次终审和试用期,到了九品中正之后一切都崩坏了。

这种制度曹魏的统治团体会意识到潜在的危害吗?我认为会的,但是在三方割据,战火连天的形式前,他需要收拢一切有力量的世家贵族,已达成大一统的目标,从曹魏后来的人才储备能力来看,这项制度在当时确实是极为有力的。

到了隋朝,文帝时期设置明经科的考试,由地方每年向中央推举三人,至隋炀帝的时期,又加设了进士科,到了唐代基本保留了这些设计。虽然考试制度初创,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考试不糊名,考官知道考生名称等,但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确保了非世家的人才有了上升通道。真正意义上开始使用平民官员开始于武后时期,由于当时的关陇贵族们整体上站在她的对立面,因此武后通过科举选取了大量的平民官员。

这里钱穆先生顺便讨论了一下民主选举和我们的科举制度,他说,选举的主要是行政领袖,是不负责实务的,而参与事物的官员实际上还是通过考试、评分等方式进行擢选的。这里大约是演讲稿性质的,讲了不少细节,我觉得意义不大。

三、唐代的税收制度

唐代的土地税制度成为租庸调,租是配给百姓耕种的土地,在授田时间内,每年向国家缴纳的费用,是一种均田制度,税率为四十税一。庸是役法,每年服役二十天(唐代是府兵制,是需要自带干粮服役那种)。调则是贡输,各地会把土产贡献给中央,但实际上只收一些纺织物。

租庸调进步的一点在于他开始和百姓的财产绑定了,有田有租,有身有庸,有家有调,这笔原来的人头税可是强了不少,也结束了井田均田制的经济传统,开创了两税制的先河。听起来这和现代的所得税有点像,也是依靠地方政府记录的账籍来完成的,账记录劳动力,籍记录户口,每年更新。这么低效的记录方式为地方世家留下了太多空子,只需要阻挠地方政府的户籍更新就能达到自己偷漏税的目的。

德宗时期,正式开始设置两税制,是指夏秋两季收税,在两税制的基础上,国家允许土地买卖和兼并,而税收总额和当地土地数量直接挂钩。这减少了租庸调税法的执行成本,但在执行上,地方政府是按照一个固定数量收税的,也开始进行税收的摊派,而不是全国统一的税率了,如果发生了人口迁徙,那么人多的地方大家平均交税就少了, 人少的地方每个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税赋。

两税制的另一个改革是开始收货币而不收粮食了,这也是减少地方政府征税成本的方案,但对于百姓来说,交税的时候卖出粮食,等需要粮食的时候还得用钱买入粮食,平白多出来的两道手续就令粮食商人们赚的钵满盆满,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都没有什么改善,又过了几十年之后(期间不可说),农业税总算是取消了。

钱穆先生认为,如果授田制度能坚持执行,那么大量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将会逐步的脱离农村,将资产投入到城市工商业中,然而放开了土地兼并之后,这些人又重新的和土地绑死在一起了。

相比汉唐时期的经济制度,汉代多偏向于收集财富(盐铁专营),百姓过得还是比较惨(所谓的古代军国主义么……),到了唐代,政府的经济政策会偏向穷人(授田制),但到了真正需要大量资产用于战事的时候,比如李隆基对外开疆扩土,后来的安史之乱,德宗时期平定叛乱等,政府还是改了原本温和的制度,开始猛烈的收起税来。

那么富户呢?从来都没有政府管他们好吗……

四、唐代的兵役制度

之前有说过,秦汉时期的兵役是全民都需要服的,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征发成为士兵。这也是战国末期动辄一场大战40万人80万人的所在,这种举国动员的体制到了汉代之后就变成了少量的常备军加上临时征发的民兵。到了三国之后,战乱加剧,于是又恢复了举国动员的体制。

这样当然会影响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到了北周时期,苏绰正式建立了府兵制度。府兵制度是指,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内,建立一些专属的行政单元即折冲府,折冲府中的成年男性在国家召唤的时候,带上干粮和装备,就能集合成一只府兵队伍。

能被召唤做府兵的都是良家子弟,家境殷实(因为这样才能装备武器)且不能有犯罪记录。比较差的民户是没有资格当府兵的。府兵的积极性主要有两点,一是服役的家庭免除租庸调,二是来自于作战的奖赏和勋位,在科举实际的执行之前,成为府兵可能就是百姓上升的有效途径之一了。

那么军官呢?则是靠着建立的十六卫这样的常设军官团。需要打仗的时候,府兵就近集合,十六卫的军官团将府兵填充到十六卫的编制架子里,然后到前线打仗,打完之后,论功行赏,然后府兵解散,十六卫回到首都附近驻扎。十六卫的将军们是不干预朝政的。

这样的府兵战斗力几何?我举一个唐初的例子,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不久,大部分的府兵不是解散了就是还在外地,东突厥颉利可汗率兵南下,迫使当时刚登基的太宗忍下渭水之盟。

三年之后,太宗带着手下的若干大将,征发10万府兵,用时半年就灭了东突厥,后来又打败了薛延陀的军队。可以说是战斗力惊人了。

这样的军事制度,后来怎样了呢。由于承平日久,每年征发轮戍的府兵没有实际的作战任务,然而每年都有好几万的人堆在京师,最终就沦为了朝廷的免费苦力。此外武人的整体社会地位也下降了不少,出现需要抚恤的情况,政府反映也极慢,大大影响了府兵的积极性。

到了后面玄宗时期开始开边之后,大量的府兵在边疆戍边迟迟回不来,导致自己家的生产生活被打乱。本来身为良家子,到了边疆之后却被营官们当肥鹅宰。于是后面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府兵逃亡了,如杜甫所说“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既然府兵逃亡这么严重,政府们就开始征辟不少的非本国人(色目人之类的)进入军队,包括恝苾何力(铁勒人),哥舒翰(突厥),高仙芝(高句丽),仆固怀恩(铁勒人),当然安禄山和史思明也是。

高级将领这么多,他们控制的军队当中也少不了。这不得不说是埋下的定时炸弹,一旦某天中央政府显示了弱势,他们就有很大可能会毫不犹豫的反叛。本来他们就是来国外打工,完全不用顾忌影响和家庭。

所以我很好奇,当高仙芝和哥舒翰在潼关前与安禄山交战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心中对受影响的汉人百姓有没有些许怜悯。

五、综述

唐代的各方面变动都很多,从政治组织,到选官制度,到税法和役法,几乎全都与汉代不同。这也是走向成熟的封建王朝的一种象征,唐代所制定的不少规范也一直沿用下来,在后面的朝代中继续发光发热。

说是第一个巅峰朝代也不为过,一方面,唐代拥有更强的民族自信和包容感,是一个向外走的朝代;另一方面,在文学和艺术上唐代也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

写这一篇章的笔记要比写汉代复杂的多,主要也是因为政治复杂度更高了。但是我看了下一个篇章宋代,我必须得说,又复杂了不少……